丢失了理想主义是可怕的。
单有理想主义，也是可怕的，单有理想主义就是张载，人在宋朝，带着弟子们实践井田制，并且上书行文与陛下，回复他的心得。
当然这不值得可笑，更不值得嘲讽，他只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实践，你我不过是站在历史后知的角度，谈不上任何的‘聪明’，更该有任何的优越。
张载认真去做了，然后死于贫寒。
问题只有一个，为什么隔了两千年，到了宋朝，还有士大夫在实践井田制呢？儒家的实践者们大约知道井田制只是空中楼阁，但就是说不清为什么是空中楼阁。
理想主义者是“内圣”，但是缺乏“外王”的手段，经世致用的能力，这类人如张载，如司马光，他们应该如小胡子所言，“不要让愚蠢当勤劳的人做事，应该立刻吊死！”
兼具理想主义和经世致用的人很少，如王阳明，王安石。
而丢掉理想主义，只剩下经世致用的士大夫却很多，如张居正，李鸿章。
他们本质上都不能叫“儒生”了，他们只不过是科举制度下筛选出的‘聪明人’，然后历经地方后，看穿了治世的本质，然后也有那个能力，但是早就丢掉了儒家的理想。
你说这样的人活着图什么？
图财，图权，图虚荣罢了。
张居正死后被抄家，家资也不少，在世一句“我非相，乃摄也”（我不是宰相，我是摄政王——，他实际上是内阁首辅），哪个皇帝不恨？
李鸿章为裱糊匠，愿意背锅，扛子弹，风风雨雨，死后留下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，所谓的矛盾，结合上述说的就一目了然了。
丢掉了理想主义的经世致用的‘人’，跟儒生已经没关系了。
这就是丢掉理想主义的可怕之处。
一句“人为什么要活着”，这个哲学问题，折射到封建时代，满满的全是社会问题，并且覆盖从帝王到黔首，这并非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哲学问题。
看着空荡荡的天牢，方问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。
淳于越他们该死吗？
在学生时代，看着书本书写的‘愚蠢’的淳于越等人被处死，自己只拍手称快，觉得蠢蛋终于死了，好啊，可如今看看，该死吗？不过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罢了。
参悟不透历史的迷雾，并非是他们本身的过错，君子之道，论心不由迹也。
方问沉默了好久，默默的回来，在石榻上又坐下，收拾好了情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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